回顾我国收制度的演变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主要特点是恢复，即恢复新成立初期的许多种收，比如说企业所得、个人收入调节、房产等。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，收的调节和分配功能被大大弱化。改革开放前数次制调整，都是以大幅简化制为标志。改革开放后，强调尊重价值规律，强调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，自然要改变收制度过于简单的局面。人们常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特点是对旧体制的突破，但无论如何，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还是计划经济的；相应地，这一时期的制演变也表现出临时性和随意性。给人的感觉就是：收是手中便利的经济杠杆，哪方面问题突出就出台哪方面的收调节政策（具体如，仅内资企业所得，就有国营企业所得、国营企业调节、集体企业所得和私营企业所得）。整体讲，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制还很不完善、很粗放、很粗糙。 
    到了90年代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，我国制演变则以规范和重构为特征。突出表现就是1994年的工商制改革和分制改革。工商制改革统一了不同所有制内资企业的所得，为企业创造了公平的收待遇：“分制”改革乃至后来的所得分享改革，则构建起了新型的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框架，并带动了地方间收入分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；而实行以为主体的流转制度，则极大地简化了流转制度，加强了收征管。 
    到本世纪初我国初步构建起了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与企业、不同层级间的收入分配制度。本世纪前十年，由于经济运行态势良好，经济调整压力不大，我国制保持相对稳定，比较大的调整有取消农业、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。但学界呼吁的把资源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计征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。金融危机以来，特别是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，由于经济增速下降，结构调整压力加大，我国制改革步伐明显加快，突出表现在：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；营业改；对小微企业、高新企业的收减免；简化率、减轻企业收负担；资源由从量征收改为从价计征；环保取代排污费等。 
    回顾收制度演变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，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、经济转型的大背景密不可分。当前，我国进入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迈上了新的台阶。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推动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成为新的时代主题。在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，收改革和发展应体现如下要求：一是深入贯彻创新发展的理念，牢固树立“发展是要务、创新是推动力、人才是资源”的理念，加快构建支持创新发展的利益导向；二是深入贯彻协调发展的理念，构建推动城乡之间、区域之间协调发展的利益导向；三是深入贯彻“绿色发展”的理念，按照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思路，加快构建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导向；四是深入贯彻共享发展的理念，充分发挥收的再分配功能，推动发展成果共享；五是深入贯彻开放发展的理念，推动国际收政策协调。 
    上述要求决定了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收改革必须把握如下两个前提。 
    一是稳定宏观负，避免陷入单纯减的思维窠臼。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和发展成果共享，奉行的是“集体主义”价值观，这和西方国家存在重大差别。因此，我国必然是“大”，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注定是“大财政”。当前，如果不计入社保收支，我国宏观负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大体相当，明显降低宏观负的基础并不存在。从现实条件看，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平稳，整体状况较好（不久前学界甚至围绕经济是否步入“新周期”展开了激烈争论）。即便如此，今年仍然安排了占gdp2.6%的财政赤字。可以预计，在三至五年内，随着房地产的推出和经济发展周期发生变化，我国将迎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再次明显下降。届时，我国财政收支压力将明显加大。从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，也需要扭转大幅度减的思维定式。 
    二是加快制重构，夯实全面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制度基础。稳定宏观负，不意味着制改革按下“暂停键”或“休止键”，而是意味着制改革面临着更强的外部约束，需要更科学的“顶层设计”；稳定宏观负，更不意味着收改革的实质是大幅度减，新时代收改革的实质是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推行制优化。 
    新时代我国制改革是“有增有减”的结构性调整，其主要内容可以用“稳、减、增、加强”来概括。 
    “稳”，就是稳定的有效率水平、稳定流转的主体种地位。在国际收竞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，稳定率是稳定宏观负水平的可行的、方便的选择。这也符合近几十年来国际收演变的趋势。我国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，均衡负、简便收征管是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。但必须明确，均衡负不意味着全面减。 
    “减”主要包括：降低对小微企业、高技术企业、涉农企业、老少边穷地区企业的所得负担；在知识产权、研发投入、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等领域加大收支持力度；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，随着房地产出台，应加快“土地财政”转型步伐，降低地方财政运行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。 
    “增”主要包括：增强个人所得对高收入群体（5%—1%高收入人群）的调节力度；发挥遗产（赠与）收入调节功能；进一步发掘特定目的（如资源、环保、消费、碳等）筹集收入、调节经济的潜力；推进房地产改革，发掘房地产筹集收入、调节收入差距的潜力。此外，我国拥有庞大的国有经济，也需要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加大划拨国有资本收入（利润和资本变现收入）用于支持一般性预算支出和社保预算支出的比例。 
    “加强”主要包括：推动社会保障“费改”，在强化征收、精算平衡基础上调整社会保障（费）征收标准；加强国际收协调，维护国际收秩序，维护民族利益；完善（务机关）组织和机构设置，强化收服务，降低收遵从成本。